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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茶轉化的因素

茶經

清乾隆進士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載，“普茶名重於天下，出普洱所屬六茶山，一曰攸樂、二日革登、三曰倚邦、四日莽枝、五日蠻磚、六日慢撒，周八百里。這“周八百里”不僅指茶山的面積，而且也表明“六大茶山是連成一片的。西面是攸樂茶山，中間是革登、莽枝、倚邦、蠻磚茶山，東面是慢撒茶山。明隆慶四年(公元1570年)，車裡宣慰使刀應勐將其管轄地劃為12個版納時，“六大茶山”為一個版納——“茶山版納”。這是為適應茶葉，特別是貢茶的生產而必須的。

清朝至皇太極入主中原及多爾袞攝政以來，雖仍沿舊明之制，但法規尤為嚴密，且又興「文字獄」，文人精力與思想遂而受挫，已無心吟詠「茶」了，再加上經鴉片、英、法、甲午諸役後，民心士氣危弱，民族自尊心也大損，茶飲也為洋水所沖淡了。
民間飲茶的風氣大不如前，坊間幾無所見有關茶的書冊，文人談及茶事者亦較少，而達官貴人往來間，竟有「端茶送客」的陋規，這和以前「客來烹茶」、「以茶待客」的情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明代，茶的形狀已漸由團茶變成散茶，於唐宋飲茶的準則也做了增補或刪除。由原來的煮茶改為泡茶，程序也因而縮減，同時也發明了「炒菁法」，在未發明炒菁法之前，茶葉是採「自然醱酵」，在炒菁法發明後才開始有了綠茶及紅茶的製造。不過當時除了使用「泡茶」的方法，乃沿襲著「煮茶」法，只是在器具及過程上較為簡化罷了，就正如我們現代又比明代較為簡化一樣。

元朝對於茶文化最大的貢獻，應是將茶推廣到四大汗國的領域，北達俄國，西抵波斯及地中海以東之地。
雖史料無元朝茶事擴展的記載，但元人本為蒙古遊牧民族，唐朝以茶安撫，對茶應有份好感，只是沒那份品茗的風雅罷了，隨著領域的擴展，而將生活必須的茶發揚於外，並非不可能。而民間品茶之風，或可由元曲中「坐燒丹忘記春秋 ..... 淡飯一杯茶去。」略見避世隱居的寄情山水之趣，與茶、飯並列的普遍。

宋人飲茶，基本上仍依循唐朝的準則，又從高雅的享受更發揚光大，這與宋代理學的清談也有關係，於是士大夫爭相講求茶品、火候、煮法及飲效等，並已經不再茶中添煮薄荷、茱萸、橘皮等物了。

- 唐代飲茶的風氣已頗盛行，不僅貴族們喜愛啜飲，民間飲茶之風也大為流行。當時陽羨唐貢山所產的「貢茶」，是皇室喜愛的珍品，產量不多，非常名貴，那時陽羨茶得在清明前送到長安，做好的茶，即快馬加鞭，日夜奔行數千里，到朝廷必先薦宗廟後賜重臣，以茶開清明大宴，茶的身價由此可知。因受到宮廷的重視，才由官府培植茶樹。於是茶樹由野生而成農物栽種。接著民間再種植，因此有了「茶稅」的出現。

「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者。」由於上位者的喜愛與重視，民間亦群起效尤，於是飲茶蔚為風尚，尤其是各大都市到處可見茶肆，茶經有云﹕「．．．謝安、左思之徒，似皆茶飲，是以與時俱廣，浸於世俗，至國朝而盛，兩荊州、渝洲諸地，已為每家必飲之物。」這是描寫茶飲盛行的情況。又封洛見聞記載﹕「開元中泰山有降魔大師，與禪教學禪，務於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許其飲茶，人自依挾，到處煮飲，從此轉相仿傚，遂成風俗。」由這兩段記載，亦可為茶飲風行的佐證。

「茶至魯之周公旦而有名」，從其各種別名看來，當時仍以葯用為主，直至漢代才有從葯用轉變為飲用的文獻記載﹔趙飛燕別傳有云﹕「姜后見帝，賜座命進茶左右奏云﹕向侍帝不僅，不合啜此茶。」由此可見茶已是漢窒的飲料，且不是任何人隨便可飲到的。據王褒所以寫「僮約」一文中記載，知當時的社會有「客來烹茶」的習慣，但這種風氣並未相當流氣行，這也許是因為野生的茶樹相當難得，產量又少的緣故，所以一般庶民很少能享受茶飲，而只限於富家或皇室，因此在漢代飲茶還是相當「貴族化」。又據三國志吳志的韋曜傳所載﹕「孫皓飲臣酒，率以七升為限，曜飲不過二升，或為裁減，或賜茶茗以當酒。」由這段文字，我們可得到兩點啟示﹕一是當時上層社會飲茶風氣甚盛，二是在三國時代已有以茶代酒的風尚。

世說新語記載﹕「王濛好茶，人至輒飲之，士大夫輒以為苦，每欲侯濛，必云﹕『今日有水厄』。」由這裡可知道在南朝時代已有好茶成癖的人士了。 由魏晉南北朝　(　公元三世紀起　)　到唐代　(　公元七世紀起　)　是茶飲的「轉變期」，這可能是因為茶樹的發現愈來愈多，製茶技術愈來愈進步，尤其唐朝更是由貴族化漸納入民俗的時代，因此飲茶的風氣才逐漸的普遍流傳開來。

追溯中國人飲茶的源流，若依文獻來推敲，可上溯至西元前二千七百三十七年中古時代的神農氏，陸羽的茶經有云﹕「茶之為飲，發于神農氏，聞於魯周公．．．」．．．